老北京述闻
《老北京述闻》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传承发展北京“四个文化”中心建设要求而策划的系列书。该系列书立足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定位，着重从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等方面，讲述北京人文故事，提炼首都文化符号，探讨首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
全系列书共十二卷，分别讲述了北京三千余年历史中的历史典故、人文地理、营国故事、古都文脉、戏曲曲艺、风物民俗、胡同街巷、名人故居、京城会馆、饮食名馔、史籍志书、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北京的皇城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等多方面。
今天为大家推送"老北京述闻之名人故居"第三篇《老舍的丹柿小院》
老舍（1899—1966）
家，对老舍先生来说，是个特别神圣的词，意味着踏实、温暖、舒坦，只因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没有自己的家。
他想有个家，他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有个家。家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住”的梦》。
往大里说，“家”是故乡，是亲人，是老母亲，是妻子，是孩子，是朋友，是养育他的山水花草。抗战中写的诗句里就有这样的“家”——“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再往小里说，“家”就是一幢小房子，一个小院子，归他所有，他住在那里，是他的“窝”。
老舍先生在50岁之前住过的地方少说也有百余处，但称得上是自己的家的却不大数得出来。小时候，直至上师范学校，住家里，但那是父母的家。他很爱母亲，可是他却不爱那个家。它破，它穷。因为贫寒，老舍先生有一个很辛酸的童年。这个没有欢乐的童年，给了他疾恶如仇、冷眼看世界的秉性和打掉了牙往肚里吞的不屈性格。14岁时，他背着家里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是个免费住校的新式学堂，从此他跨出了那个穷家门，再也没有回去住过，仿佛逃了出来似的，永远不再回去。
老舍先生结婚很晚，32岁才成家。婚后他立即带着新娘子远走高飞，要自己组织一个独立的小家庭，在济南租了房。以后的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虽然房子都是租来的。有了家，他很恋家。自己很少出远门。出去了，总是急着往回跑。夫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他频频写信催着回来。夫人应别人邀请单独出去赴宴，回来发现他一个人早早地上了床，闷头睡大觉，连晚饭也没吃。夫人一看就乐了：“生气啦？人家又没说要带你去。”他怏怏不乐地说：“回到家，看不见人，无依无靠似的，没着落。”
这么一个恋家的人，七七事变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家，一个人跑到大后方，东迁西移，漂泊不定，一下子六年。他的苦闷、孤独和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他一个人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住在纽约的“大杂楼”里，如他自己写信给朋友们所说：“有家难回，像个丧家之犬。”
1949 年底，老舍先生终于回到了故乡北京，不久家小也由重庆归来团聚，他便想买一所小房，安排一处安静的家。
那个时候，不兴自己买房，全是等着政府分配公房住。他自己暂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吃、住、写作。可惜房间里没有写字桌，他便在梳妆台上对着大镜子写作，一边写一边照镜子，觉得很好玩。他发现先期到京的作家朋友们都住在宿舍楼里，或者几家人合住一座小四合院，大人叫，孩子闹，热热闹闹，但绝非写作佳境。
有一次，老舍先生碰见周恩来总理，便问能不能私人出钱买一所小房，别的他都能忍受，唯独吵闹不行，写不出东西来。
周恩来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老舍先生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当然可以，你买吧，没有问题。
老舍先生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这所小房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他有点存蓄，是由美国带回来的稿费。那个时期，房子相当便宜，因为没有房屋市场，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房产主则害怕实行“共产”，房子只有卖的，几乎没买的。他的老同学卢松庵先生和老朋友张良辰先生替他在东城看好一所小房要一百匹白布。老舍很爽快，对卢松庵说：“你看中就成了，我不看了，你做主吧，定下来赶快修修，早点搬过去。你受累了。”卢松庵先生办事热情、周到和熟练，非常像《老张的哲学》 里的张大哥，手到擒来，全不费力气，小房稳稳当当地到了手，稍加修饰，能住人了。
小房位于北京东城区迺兹府丰盛胡同，门牌10号，几乎是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离王府井商业街和著名的东安市场、隆福寺都很近，市立二中、育英中学、贝满中学就在附近，小孩子能就近上学，翠华楼、东来顺、灶温这样的老字号饭馆也近在咫尺，下小馆绝用不着发愁。
这小房的优点是能闹中取静，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迺兹府大街既能走大车，又不是主道，车辆和行人都不多；加上小房有墙，院中有树，大城市的嘈杂便都隔在耳外了。平常只有花上的蜜蜂和树上的小鸟能愉快地打破它的寂静。
大门开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小胡同里，胡同以明代一个公主的名字“丰盛”命名。小房在胡同的路西，进了胡同第一个门就是，好找。胡同的南口通迺兹府，即奶子府大街，北口通东厂胡同，都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地方。北京有两个丰盛胡同，另一个在西城，胡同大，名气也大，给老舍先生的信常常被错投到那里去。先生去世后，小丰盛胡同改了名，叫“丰富胡同”，门牌也改了，现在是19号。
老舍故居正门
进了大门，有一座砖影壁，有两间小南房，是看门的工友住的，冬天也是石榴树、夹竹桃的避寒处。老舍先生搬进来之后，在大门里靠着街墙种了一棵枣树，因为土贫不大爱结枣，可是有绿叶探出墙头，生气勃勃看着很舒服，不呆板。砖影壁后面，老舍先生求人移植了一棵太平花，这是故宫御花园里才有的名花，不过并不娇贵，在百姓家照样欣欣向荣，叶繁枝茂。后来长成了一人多高两米直径的一大簇，而且满树白花，送牛奶的工人一进大门就大声嚷嚷：“好香啊！”小南屋房檐下还放着一大盆银星海棠，也是一人多高，常常顶着一团一团的红花，老舍先生送客人出门时，常常指着它说：“这是我的家宝！”
砖影壁的后面是个小外院，自成体系，有三处灰顶小房，一为厕所，二为贮蔵室，三为正房两间。正房坐北朝南，由男孩子住，兼作老舍先生私人秘书南仁芷先生白天的办公室，也兼作外地客人的临时客房，像上海的赵家璧夫妇、南京的萧亦五先生都来住过。这个外院正房正好坐落在里院南房的位置上，将里院勉强在外形上凑成一个四合院。外院有一街门通向迺兹府大街（今称灯市口西街），但从不使用。外院的空地是老舍先生的花圃，种过菊花和大丽花，多达百余盆。夏日暴雨时，哪怕是深夜，也要全家总动员，起来抢救菊花，十分紧张，逐将花盆搬到屋里，避免浇坏，或积水烂根。一年，暴雨将邻家院墙冲垮，砸死菊花三十多种，一百多棵。老舍先生写在文章里深表惋惜，说：“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1954年5月，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在院内月季花前
里院修饰之后还很像样子，有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全是起脊的瓦房，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院。进大门绕过太平花有一个“二门”通向里院，迈进二门又有一个木影壁，漆成绿色。有十字甬道通向东、北、西房。甬道之外是土地，可以栽花种树。老舍先生很看重这点，他一生爱花草，却少有机会实践。有了这块空地，可以试验了，完全随心所欲去培育、去美化、去创作。头一件事是托人到西山移植了两棵柿子树，甬道两边一边一棵。种的时候只有拇指粗，不到十年，树干直径已超过海碗。春天柿花开时，招来蜜蜂数千只，全院一片嗡嗡声，重如轰炸机。秋天满树硕果，非常壮观。柿子品种很特殊，是河南省的“火柿子”，个头不大，只有拳头的一半，圆形，皮薄，很甜，无核，橘红色。老画家于非闇曾来给柿树写生，作工笔国画一幅，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蔵。因这两棵柿树，后来夫人为小院取名“丹柿小院”，称自己的画室为“双柿斋”。
老舍先生去世后，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连续写了三篇悼念文章，全以这两棵柿树作篇名——《蟋蟀葫芦和柿子》《北京的柿子》《柿子的话》。柿子成了这座小院的标志。
在这座小花园中繁殖过许多种花草，其中被老舍先生称为家宝级的植物，还有一棵昙花、一株蜡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红白黄三种令箭荷花。
北屋正房三间中有两间是当客厅用的，靠东头一间是夫人的画室兼卧室。东耳房是卫生间，装有抽水马桶和洗澡盆。东耳房的墙外还有一间小锅炉房，内装一台小暖炉，供冬季全院采暖用。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又黑又潮又小，住了几年，又做了一次次大改动。原来的东西耳房和东西屋的北山墙之间都各有一块小天井，改造之后，分别加了灰顶，装了玻璃门和纱门。东边的冬天当餐厅；西边的和西耳房打通，成为一大间，还有棚顶上加开了天窗，增加了室内亮度，地面加铺了木地板，解决了“黑、潮、小”的问题。老舍先生在这间屋里生活了16年，度过了他的晚年，创作了24部戏剧剧本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引起轰动的是《龙须沟》《柳树井》《西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使他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话剧《茶馆》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曾代表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享誉欧美亚。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则成为和《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微神》并列的传世之作，是他的小说代表作之一，被译成英、日、俄、保、德、法等多种文字。遗憾的是《正红旗下》没能写完，1963年以后的政治极左环境使小说的创作被迫中断。
今老舍故居内景
卧室中有两样东西很值得一提。一是老舍先生自己设计了一个大壁橱，请工人打在墙里，足有六七立方米，是他储藏字画和小古董的地方。老年间北京胡同里的居民房很少有用整砖砌的，大多是用碎砖头，即所谓“核桃砖”，自然是需要相当高明的垒墙手艺。这样的墙一般都很厚，否则难以承重。老舍先生住的西耳房有很厚的墙，打个洞，塞进一个进深很深的大壁橱倒有先天的条件。第二件特别的东西是老舍先生的床，那是一张红木的老床，又大又沉，床帮上还嵌着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他的腰病使他不能睡软床，特意由旧木器行选购了这张硬床。大木床和其他红木家具一起在“文革”时被抄家没收，但文物部门鉴定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万幸没有随便处理，“文革”后又原样发还，成了唯一一件保留下来的老舍先生用过的古典家具。
客厅里的陈设是严格按老舍先生的意图布置的，处处表现了他的情趣、爱好和性格。家具方面，除了一张双人沙发、两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圆茶几是现代的，其余的全是红木旧家具，其中穿衣镜是夫人的嫁妆，其他的则是迁进新居后陆续选购来的，有书橱、古玩格、条案、大圆桌、靠背椅、乡绣墩等。老舍先生很爱这些家具，擦拭它们是自己每天的必修课。他的妈妈是个满族人，穷，可是爱干净，永远把柜门上残缺不全的铜活擦得明光锃亮，人穷志不穷，活得硬朗。这个好传统被他完全地继承了，自己有了家，自己动手，好强，好体面，于是所有的家具，连同上面的小碗小罐，永远一尘不染。
桌面上陈设很少，但有两样东西必不可缺，一是花瓶，二是果盘。花瓶中各种鲜花四季不断，果盘中时令鲜果轮流展出。老舍先生本人不能吃生冷，但对北京产的各种水果有深厚的感情，常常买最好的回来进行精神享受，看着漂亮，闻着清香，心里感到舒服和骄傲。
客厅除了花多之外，就是画多，墙上总挂着10幅左右的中国画，以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的画作为主，间或有陈师曾、吴昌硕、李可染、于非闇、沈周、颜伯龙、胡佩衡的更换。客厅的西墙是专门轮流挂画处，宛如一个小小的美术画廊，更换率很高，平均两个星期一次。每次展出两幅、三幅、四幅不等。在四幅的组合中以齐白石的两组最为有名。一组是“春、夏、秋、冬”，每一幅以一句旧诗为题，如“手摘红樱拜美人”代表春。由老舍先生选诗，由齐白石先生按诗作画。另一组中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和《凄迷灯火更宜秋》图等，也是老舍先生以四句诗求画的结果，近乎向齐白石老先生“出难题”。齐老人机智巧妙地交了卷，成为罕见的杰作，被誉为“国宝级”的珍品，构图之绝，令人倾倒。《蛙声十里出山泉》图后来被印成邮票，流传五湖四海。到老舍先生家做客，观画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公认的一大乐趣。如果谈得投机，老舍先生还会由书房壁橱里取出更多的画来展示，一边看一边充当讲解，他对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谈画也是莫大的享受，往往教人流连忘返。
秋天是北京黄金季节，风小，天高气爽，菊茂蟹肥，也是老舍先生在家中最忙的时候，他会频频地邀请朋友到家来赏菊。他把东屋腾出两间来，将饭厅临时改作花的展厅，把上百盆独朵菊花按高低分行排列，供人欣赏。赏菊之后，自然要“赏”一顿北京风味的吃食，喝的是绍兴黄酒，以坛为单位。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们还要留下来“余兴”一番，老舍先生的京戏清唱往往是压轴戏。
当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老人，以最大的热情营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家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是独出心裁的，而老舍先生的家是以高度的东方文化色彩而光彩夺目的。它的确可爱，是个很有味的家。这所老舍先生的故居，已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了大理石标牌，要长久地保留于世，不准拆改。（写于1994年 作者舒乙系老舍之子，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老北京述闻
《老北京述闻》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传承发展北京“四个文化”中心建设要求而策划的系列书。该系列书立足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定位，着重从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等方面，讲述北京人文故事，提炼首都文化符号，探讨首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
全系列书共十二卷，分别讲述了北京三千余年历史中的历史典故、人文地理、营国故事、古都文脉、戏曲曲艺、风物民俗、胡同街巷、名人故居、京城会馆、饮食名馔、史籍志书、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北京的皇城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等多方面。
今天为大家推送"老北京述闻之名人故居"第三篇《老舍的丹柿小院》
老舍（1899—1966）
家，对老舍先生来说，是个特别神圣的词，意味着踏实、温暖、舒坦，只因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没有自己的家。
他想有个家，他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有个家。家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住”的梦》。
往大里说，“家”是故乡，是亲人，是老母亲，是妻子，是孩子，是朋友，是养育他的山水花草。抗战中写的诗句里就有这样的“家”——“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再往小里说，“家”就是一幢小房子，一个小院子，归他所有，他住在那里，是他的“窝”。
老舍先生在50岁之前住过的地方少说也有百余处，但称得上是自己的家的却不大数得出来。小时候，直至上师范学校，住家里，但那是父母的家。他很爱母亲，可是他却不爱那个家。它破，它穷。因为贫寒，老舍先生有一个很辛酸的童年。这个没有欢乐的童年，给了他疾恶如仇、冷眼看世界的秉性和打掉了牙往肚里吞的不屈性格。14岁时，他背着家里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是个免费住校的新式学堂，从此他跨出了那个穷家门，再也没有回去住过，仿佛逃了出来似的，永远不再回去。
老舍先生结婚很晚，32岁才成家。婚后他立即带着新娘子远走高飞，要自己组织一个独立的小家庭，在济南租了房。以后的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虽然房子都是租来的。有了家，他很恋家。自己很少出远门。出去了，总是急着往回跑。夫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他频频写信催着回来。夫人应别人邀请单独出去赴宴，回来发现他一个人早早地上了床，闷头睡大觉，连晚饭也没吃。夫人一看就乐了：“生气啦？人家又没说要带你去。”他怏怏不乐地说：“回到家，看不见人，无依无靠似的，没着落。”
这么一个恋家的人，七七事变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家，一个人跑到大后方，东迁西移，漂泊不定，一下子六年。他的苦闷、孤独和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他一个人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住在纽约的“大杂楼”里，如他自己写信给朋友们所说：“有家难回，像个丧家之犬。”
1949 年底，老舍先生终于回到了故乡北京，不久家小也由重庆归来团聚，他便想买一所小房，安排一处安静的家。
那个时候，不兴自己买房，全是等着政府分配公房住。他自己暂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吃、住、写作。可惜房间里没有写字桌，他便在梳妆台上对着大镜子写作，一边写一边照镜子，觉得很好玩。他发现先期到京的作家朋友们都住在宿舍楼里，或者几家人合住一座小四合院，大人叫，孩子闹，热热闹闹，但绝非写作佳境。
有一次，老舍先生碰见周恩来总理，便问能不能私人出钱买一所小房，别的他都能忍受，唯独吵闹不行，写不出东西来。
周恩来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老舍先生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当然可以，你买吧，没有问题。
老舍先生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这所小房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他有点存蓄，是由美国带回来的稿费。那个时期，房子相当便宜，因为没有房屋市场，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房产主则害怕实行“共产”，房子只有卖的，几乎没买的。他的老同学卢松庵先生和老朋友张良辰先生替他在东城看好一所小房要一百匹白布。老舍很爽快，对卢松庵说：“你看中就成了，我不看了，你做主吧，定下来赶快修修，早点搬过去。你受累了。”卢松庵先生办事热情、周到和熟练，非常像《老张的哲学》 里的张大哥，手到擒来，全不费力气，小房稳稳当当地到了手，稍加修饰，能住人了。
小房位于北京东城区迺兹府丰盛胡同，门牌10号，几乎是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离王府井商业街和著名的东安市场、隆福寺都很近，市立二中、育英中学、贝满中学就在附近，小孩子能就近上学，翠华楼、东来顺、灶温这样的老字号饭馆也近在咫尺，下小馆绝用不着发愁。
这小房的优点是能闹中取静，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迺兹府大街既能走大车，又不是主道，车辆和行人都不多；加上小房有墙，院中有树，大城市的嘈杂便都隔在耳外了。平常只有花上的蜜蜂和树上的小鸟能愉快地打破它的寂静。
大门开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小胡同里，胡同以明代一个公主的名字“丰盛”命名。小房在胡同的路西，进了胡同第一个门就是，好找。胡同的南口通迺兹府，即奶子府大街，北口通东厂胡同，都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地方。北京有两个丰盛胡同，另一个在西城，胡同大，名气也大，给老舍先生的信常常被错投到那里去。先生去世后，小丰盛胡同改了名，叫“丰富胡同”，门牌也改了，现在是19号。
老舍故居正门
进了大门，有一座砖影壁，有两间小南房，是看门的工友住的，冬天也是石榴树、夹竹桃的避寒处。老舍先生搬进来之后，在大门里靠着街墙种了一棵枣树，因为土贫不大爱结枣，可是有绿叶探出墙头，生气勃勃看着很舒服，不呆板。砖影壁后面，老舍先生求人移植了一棵太平花，这是故宫御花园里才有的名花，不过并不娇贵，在百姓家照样欣欣向荣，叶繁枝茂。后来长成了一人多高两米直径的一大簇，而且满树白花，送牛奶的工人一进大门就大声嚷嚷：“好香啊！”小南屋房檐下还放着一大盆银星海棠，也是一人多高，常常顶着一团一团的红花，老舍先生送客人出门时，常常指着它说：“这是我的家宝！”
砖影壁的后面是个小外院，自成体系，有三处灰顶小房，一为厕所，二为贮蔵室，三为正房两间。正房坐北朝南，由男孩子住，兼作老舍先生私人秘书南仁芷先生白天的办公室，也兼作外地客人的临时客房，像上海的赵家璧夫妇、南京的萧亦五先生都来住过。这个外院正房正好坐落在里院南房的位置上，将里院勉强在外形上凑成一个四合院。外院有一街门通向迺兹府大街（今称灯市口西街），但从不使用。外院的空地是老舍先生的花圃，种过菊花和大丽花，多达百余盆。夏日暴雨时，哪怕是深夜，也要全家总动员，起来抢救菊花，十分紧张，逐将花盆搬到屋里，避免浇坏，或积水烂根。一年，暴雨将邻家院墙冲垮，砸死菊花三十多种，一百多棵。老舍先生写在文章里深表惋惜，说：“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1954年5月，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在院内月季花前
里院修饰之后还很像样子，有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全是起脊的瓦房，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院。进大门绕过太平花有一个“二门”通向里院，迈进二门又有一个木影壁，漆成绿色。有十字甬道通向东、北、西房。甬道之外是土地，可以栽花种树。老舍先生很看重这点，他一生爱花草，却少有机会实践。有了这块空地，可以试验了，完全随心所欲去培育、去美化、去创作。头一件事是托人到西山移植了两棵柿子树，甬道两边一边一棵。种的时候只有拇指粗，不到十年，树干直径已超过海碗。春天柿花开时，招来蜜蜂数千只，全院一片嗡嗡声，重如轰炸机。秋天满树硕果，非常壮观。柿子品种很特殊，是河南省的“火柿子”，个头不大，只有拳头的一半，圆形，皮薄，很甜，无核，橘红色。老画家于非闇曾来给柿树写生，作工笔国画一幅，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蔵。因这两棵柿树，后来夫人为小院取名“丹柿小院”，称自己的画室为“双柿斋”。
老舍先生去世后，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连续写了三篇悼念文章，全以这两棵柿树作篇名——《蟋蟀葫芦和柿子》《北京的柿子》《柿子的话》。柿子成了这座小院的标志。
在这座小花园中繁殖过许多种花草，其中被老舍先生称为家宝级的植物，还有一棵昙花、一株蜡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红白黄三种令箭荷花。
北屋正房三间中有两间是当客厅用的，靠东头一间是夫人的画室兼卧室。东耳房是卫生间，装有抽水马桶和洗澡盆。东耳房的墙外还有一间小锅炉房，内装一台小暖炉，供冬季全院采暖用。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又黑又潮又小，住了几年，又做了一次次大改动。原来的东西耳房和东西屋的北山墙之间都各有一块小天井，改造之后，分别加了灰顶，装了玻璃门和纱门。东边的冬天当餐厅；西边的和西耳房打通，成为一大间，还有棚顶上加开了天窗，增加了室内亮度，地面加铺了木地板，解决了“黑、潮、小”的问题。老舍先生在这间屋里生活了16年，度过了他的晚年，创作了24部戏剧剧本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引起轰动的是《龙须沟》《柳树井》《西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使他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话剧《茶馆》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曾代表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享誉欧美亚。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则成为和《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微神》并列的传世之作，是他的小说代表作之一，被译成英、日、俄、保、德、法等多种文字。遗憾的是《正红旗下》没能写完，1963年以后的政治极左环境使小说的创作被迫中断。
今老舍故居内景
卧室中有两样东西很值得一提。一是老舍先生自己设计了一个大壁橱，请工人打在墙里，足有六七立方米，是他储藏字画和小古董的地方。老年间北京胡同里的居民房很少有用整砖砌的，大多是用碎砖头，即所谓“核桃砖”，自然是需要相当高明的垒墙手艺。这样的墙一般都很厚，否则难以承重。老舍先生住的西耳房有很厚的墙，打个洞，塞进一个进深很深的大壁橱倒有先天的条件。第二件特别的东西是老舍先生的床，那是一张红木的老床，又大又沉，床帮上还嵌着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他的腰病使他不能睡软床，特意由旧木器行选购了这张硬床。大木床和其他红木家具一起在“文革”时被抄家没收，但文物部门鉴定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万幸没有随便处理，“文革”后又原样发还，成了唯一一件保留下来的老舍先生用过的古典家具。
客厅里的陈设是严格按老舍先生的意图布置的，处处表现了他的情趣、爱好和性格。家具方面，除了一张双人沙发、两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圆茶几是现代的，其余的全是红木旧家具，其中穿衣镜是夫人的嫁妆，其他的则是迁进新居后陆续选购来的，有书橱、古玩格、条案、大圆桌、靠背椅、乡绣墩等。老舍先生很爱这些家具，擦拭它们是自己每天的必修课。他的妈妈是个满族人，穷，可是爱干净，永远把柜门上残缺不全的铜活擦得明光锃亮，人穷志不穷，活得硬朗。这个好传统被他完全地继承了，自己有了家，自己动手，好强，好体面，于是所有的家具，连同上面的小碗小罐，永远一尘不染。
桌面上陈设很少，但有两样东西必不可缺，一是花瓶，二是果盘。花瓶中各种鲜花四季不断，果盘中时令鲜果轮流展出。老舍先生本人不能吃生冷，但对北京产的各种水果有深厚的感情，常常买最好的回来进行精神享受，看着漂亮，闻着清香，心里感到舒服和骄傲。
客厅除了花多之外，就是画多，墙上总挂着10幅左右的中国画，以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的画作为主，间或有陈师曾、吴昌硕、李可染、于非闇、沈周、颜伯龙、胡佩衡的更换。客厅的西墙是专门轮流挂画处，宛如一个小小的美术画廊，更换率很高，平均两个星期一次。每次展出两幅、三幅、四幅不等。在四幅的组合中以齐白石的两组最为有名。一组是“春、夏、秋、冬”，每一幅以一句旧诗为题，如“手摘红樱拜美人”代表春。由老舍先生选诗，由齐白石先生按诗作画。另一组中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和《凄迷灯火更宜秋》图等，也是老舍先生以四句诗求画的结果，近乎向齐白石老先生“出难题”。齐老人机智巧妙地交了卷，成为罕见的杰作，被誉为“国宝级”的珍品，构图之绝，令人倾倒。《蛙声十里出山泉》图后来被印成邮票，流传五湖四海。到老舍先生家做客，观画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公认的一大乐趣。如果谈得投机，老舍先生还会由书房壁橱里取出更多的画来展示，一边看一边充当讲解，他对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谈画也是莫大的享受，往往教人流连忘返。
秋天是北京黄金季节，风小，天高气爽，菊茂蟹肥，也是老舍先生在家中最忙的时候，他会频频地邀请朋友到家来赏菊。他把东屋腾出两间来，将饭厅临时改作花的展厅，把上百盆独朵菊花按高低分行排列，供人欣赏。赏菊之后，自然要“赏”一顿北京风味的吃食，喝的是绍兴黄酒，以坛为单位。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们还要留下来“余兴”一番，老舍先生的京戏清唱往往是压轴戏。
当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老人，以最大的热情营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家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是独出心裁的，而老舍先生的家是以高度的东方文化色彩而光彩夺目的。它的确可爱，是个很有味的家。这所老舍先生的故居，已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了大理石标牌，要长久地保留于世，不准拆改。（写于1994年 作者舒乙系老舍之子，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